大地主刘文彩因何而死？五位妻妾七个子女结局怎样？
“刘文彩”，这三个字在中国现代史上几乎等同于邪恶地主的代名词。他的庄园، 他的“水牢”，他的剥削罪行，至今仍然是许多人对旧社会最深刻的记忆。但这个形象，却是在他死后被一步步“塑造”出来的، 是特定时代需要的产物。更令人深思的是，那个曾是他最大靠山、帮他发迹的亲弟弟刘文辉，其人生轨迹和最终结局，竟然与他那位声名狼藉的五哥，呈现出令人瞠目的巨大反差。
提起刘文彩，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四川那个“大地主”、“恶霸”。这印象怎么来的？很大程度是后来一步步“塑造”出来的，尤其在他死后。
他那豪华庄园，后来倒是派上了大用场——成了阶级教育展览馆，专门控诉旧社会有多坏。这事儿到一九五七年前后最热乎，高层正强调阶级斗争，刘文彩这现成的反面教材，正好拿来教育群众，激发大家建设新社会的热情。那阵子，四川老百姓议论纷纷，都说他家金山银山全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，不知多少人被他害得家破人亡。
可历史这东西，往往比贴标签复杂。聊刘文彩，离不开他家，更离不开他那个名气更大、故事也更曲折的弟弟——刘文辉。两兄弟一个娘胎出来，都在民国乱世里混得风生水起，可最后那条路和结局，差别也太大了。
刘家原本在四川大邑县安仁镇，算个殷实人家，还够不上顶级豪门。不过家里有点底子，祖上出过武举人，也重视教育。刘文彩的大哥刘文渊还中过举、当过官。但刘家真正发迹，靠的不是笔杆子，是枪杆子。
最先冒头的是他们的堂侄刘湘。这位老兄原本也想走科举路，谁知清末科举废了，他脑子活，一看形势不对，立马转投军校。刘湘有本事也有野心，民国初年军阀混战，他靠着护国战争、川滇争斗这些事儿，迅速爬了上来，成了四川地界上一支谁也不敢小瞧的力量。
刘湘起来了，自然得拉扯自家人。他看中了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堂叔刘文辉。刘文辉科班出身，能力、野心一样不缺。刘湘就把他弄进军队，先是推荐到第八师陈洪范手下。刘文辉凭着本事加上刘湘这层关系，从个上尉参谋一路干到了旅长。
后来刘湘想扩张地盘，又让刘文辉拉起一支混成旅驻扎宜宾。这下，刘文辉算有了自己的人马和地盘。
这时候，轮到刘文彩的机会来了。弟弟刘文辉发达了，哪能忘了亲哥哥。起初，刘文辉可能还真对五哥刘文彩有点想法，指望他帮着搞点“兴工固农、富民强兵”的正经事。于是，安排刘文彩到四川烟酒公司这类地方挂职，一下子挂了十几个头衔。
可权力这东西，到了刘文彩手里，就完全走了样。他哪里是搞实业的料？他看见的是怎么用权捞钱快。他正好利用职务之便，大搞特搞。
那边刘文辉要扩军、要抢地盘，天天等着钱用。刘文彩搜刮来的钱，确实有一部分是“孝敬”了弟弟刘文辉，变成了枪炮粮饷。对哥哥这些瞎搞胡来，刘文辉要么是管不过来，要么干脆为了钱粮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默许甚至纵容了。
有了弟弟这座靠山，刘文彩在自己地盘上更是无法无天。他巧立名目，苛捐杂税多得像牛毛，什么“锄头捐”、“厕所捐”，花样百出，简直匪夷所思。
后来发现贩大烟来钱更快，就强迫老百姓种罂粟。种了？得交烟苗税、烟土税。你不听话，不种？那更好办，专门给你设个“懒税”。真是刮地三尺，敲骨吸髓。
刘文彩还大搞土地兼并，仗着势力巧取豪夺，霸占农田、铺面、房产。据说他个人名下的地最多时达到一万两千多亩。不光如此，他在各地还有公馆、当铺、银号，日子过得极其奢华。
对那些胆敢反抗或者交不起租子的佃户，刘文彩的手段也相当毒辣。传说他有个私人“水牢”，把人泡在又冷又脏的水里折磨，极其不人道。甚至连从小照顾他的奶妈，据说也因为一点小事被他弄瞎眼睛，最后惨死。这些烂事，都成了日后他“恶霸地主”形象的铁证。
那边厢，刘文辉的势力也越来越大，最厉害的时候有七个师、十二万人马，地盘越抢越多，野心也跟着膨胀，开始威胁到原本的四川老大——他的堂侄刘湘。叔侄俩都是人精，面上还过得去，都跟南京的蒋介石政府表忠心，可私底下早就互相较劲，都想吞了对方，统一四川甚至整个西南。
导火索在1931年点燃了。刘湘手下截获了一批刘文辉偷运的外国军火，扣下不给。紧接着，刘文辉策动刘湘的部下叛变，断了刘湘的粮道。刘文彩为了帮弟弟，更是出了个昏招，居然花钱雇刺客跑到重庆去暗杀刘湘。虽然没杀成，但这一下彻底把刘湘惹毛了。“二刘之战”全面开打。
姜还是老的辣。刘湘毕竟根基更深，加上四川其他军阀大多站在他这边。打了一年多，刘文辉输得精光，被迫放弃成都平原的大片好地方，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贫瘠的雅安、西康一带。
那会儿军阀混战有个潜规则，一般不赶尽杀绝，打输了也让你留块地盘养着点人。刘文辉就这么成了“西康王”。
刘文彩一看弟弟不行了，西康那穷地方，他过惯了挥金如土的日子，哪受得了那个苦。于是，他在滚蛋前又狠狠捞了一大笔，揣着巨额财富回了老家大邑县安仁镇。
从此他基本脱离了权力中心，一门心思巩固自己地主老财的地位，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庄园，继续在家乡作威作福。可以说，他真正变成我们印象里那个“大地主刘文彩”，主要就是在他离开刘文辉权力圈之后这段时间。
兄弟俩从此各走各路，人生轨迹彻底岔开。刘文彩在老家当地主，享受他的金钱帝国，一直到1949年10月病死。他这死的时间点，说起来也真是“恰到好处”，刚好在新政权建立、大规模清算地主阶级之前，躲过了一劫。
而刘文辉呢？退守西康后，他倒没趴下。抗日战争爆发，西南成了大后方，战略地位一下子上来了，刘文辉也重新有了些政治分量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对蒋介石越来越不感冒。抗战时，川军牺牲那么大，老蒋却趁机削弱地方势力，这让包括刘文辉在内的四川军阀们心里很不爽。
大约在1942年，通过中共南方局的牵线搭桥，刘文辉在重庆秘密见了周恩来。这次见面影响很大，
他开始偷偷摸摸跟共产党联系，双方甚至定了秘密抗日协定，他还搞到了能直接联系延安的电台。他看得很清楚，国民党政权怕是长不了了，得给自己找条新路。他开始执行周恩来提出的“控制川、康，迎接解放”的策略。
解放战争后期，刘文辉瞅准了机会。在多次请示中共中央，得到“时机成熟”的指示后，于1949年12月9日，联合另外两个四川实力派将领邓锡侯、潘文华，在彭县通电起义，宣布跟国民党政府掰了。
这次起义不得了，直接搅黄了蒋介石固守西南的“川西决战”计划，大大加快了西南解放的步子，也让四川少打了好多仗，保住了不少人和家当。
就因为这关键时候的“弃暗投明”，刘文辉在新中国成立后待遇相当不错。他先后当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、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官。1955年还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。
到了1959年，也就是他哥哥刘文彩的庄园被搞成展览馆，让他脸上多少有点挂不住的时候，周恩来总理亲自下调令，把他调到北京，当了中央林业部部长。这既是保护他，也是对他能力的认可。刘文辉一直活到1976年，在北京病逝。据说他临终前，还嘱咐儿孙后代不要从政。
你看，同样是刘家兄弟，一个最后成了旧社会罪恶的代名词，虽然人没赶上被批斗，可名字和庄园却背负了那段历史的沉重记忆。另一个呢，因为顺应了大势，在关键路口做了个“正确”选择，成了起义将领，在新社会照样身居高位。
至于刘文彩的后人，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。他的万贯家财全部充公，子女们啥也没继承到。在那个讲成分的年代，顶着“大地主”子女的帽子，日子能好过才怪。
儿子们大多命运不济：老大刘元龙参与反叛活动早死。老二刘元华在叔叔部队干过，解放后当了普通工人，算结局平稳一生却也普通。老三刘元富年轻时是个浪荡子，后来也挺坎坷。老四刘元贵在铁路上工作时死于事故。女儿们更是低调，几乎没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声响。
几十年过去，刘文彩的孙子刘晓飞（刘元华的儿子）站出来想为爷爷“翻案”，说很多罪状是编造夸大的。他还找来当年的老长工、保姆开记者会，说刘文彩没那么坏，在他家干活还能吃上肉、穿上旗袍。
替祖辈辩护的心情可以理解，刘文彩本人可能也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符号，或许也零星做过些把善事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靠着弟弟的权势疯狂敛财、拥有万亩良田、对佃农存在剥削压迫，这些基本事实怕是很难推翻。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，他被挑出来当了地主阶级的典型，也就承载了那个时代必须发出的控诉。
刘文彩和刘文辉两兄弟的故事，就像照妖镜，照出了那个大变革时代里，个人命运如何随波逐真流，也照出了历史洪流面前，一步走对与一步走错，结局竟是云泥之别。他们的经历，远比“好人”或“坏人”的标签，要复杂和耐人寻味得多。